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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

2019-09-10  admin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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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一、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二、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综上所述,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是功利的;在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方面,是和谐的。儒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念是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共通联接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些观念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合理内核。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一面,才使得东亚地区先于其他后进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先于其他后进地区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也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现代性合理内核,才使得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海外华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对市场经济有着积极影响,其具体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前面说过,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儒家强调最根本的君子人格就是诚信。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以诚待人,不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签订合同、协议的双方,必须履行承诺,恪守信用,坚决执行。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不少违背诚信道德、弄虚作假的缺德行为,假发票、假证件、假学历、假身份证……这些“假”与不守信用的现象,都是同诚信待客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背道而驰。市场经济,商品竞争,呼唤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信品格,儒家的诚信待人的道德规范,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气相待,和睦相处。儒家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正所谓“和也者,天之达道也”。把儒家的“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就要提倡“和气生财”的新商业观。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同行如敌国,市场竞争不可调和。”这种看法是片面、有害的。战场、敌国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死”与“伤”,和“敌国”、“战场”的“死”与“伤”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办事,那么,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减少商业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协作的商业关系网络,以广开财路,广辟财源。可见,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搞好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实行良性竞争循环的法宝。

  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在市场经济,商业交往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浪费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资源的浪费最终会害了浪费者自身。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仍要发扬儒家关于“节财”的俭朴思想,坚持勤劳节俭,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10]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泛爱众”。从积极而言,“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从消极而言,“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仁”是儒家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字“从人从二”的“二”字,包括有正确处理好“己”与“人”的两方面关系的意思。一方面,对自己“立己达己”,对他人“立人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统一。我们把这种“仁爱”的道德观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去,就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应当公平合理,利他利己,兼顾各方。

  以上“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是四味颇为有效的、能医治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常犯的弊病的良药。对上述传统道德规范做出新阐述、新改造之后,使其基本内涵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使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的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谓对待思维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涵。儒家经典中的“义与利”, “经与权”, “修已与安人”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对待思维的观点。今天,在审视儒家文化的时候,其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里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好比是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管理者私心很重,在分配中不合理地多占了财物,那么下属和职工必然会产生怨愤,反之职工则会心情舒畅,积极性提高,产生更多的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两者对立统一。礼就是制度,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合理的分配,也即是义,实行合理的分配,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能更多满足百姓的需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儒家将“义以利生”作为管理价值论,首先强调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常情。其次强调取物应当取之有义,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不能多占他人的物质财富。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口绝对数较大,十多亿人共同享有这有限的物质财富,有平均主义的心理倾向,如果差距太大,有一部分人得不到温饱,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对于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持一刀切,人人平均,否则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有才能的、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因此,管理者怎样合理地处理“义利”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使企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又能使其中每一个成员不致因收入或分配上的差距太大而怨声载道,这就要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合理摆正两者的位置。

  “经”与“权”是一对矛盾, “执经用权”表明应该如何合理的解决这对矛盾。何谓“经”与“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嫂子掉进河里,不用手去接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接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是儒家对“经”与“权”的朴素阐明。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很多管理内容是有章可循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按照儒家的解释即可为“经”,这里的“经”是管理学中的“经”,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先循照依据,照章办事,往往是事与愿违,犯教条主义,例如在组织规模上,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由两人增加到二十人时,团体绩效会发生许多变化,这时管理者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一味采用原来的管理态度和方法。我们常见在规模很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营得头头是道,一但规模扩大,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就说明虽然掌握小企业规模运作的“经”,但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时,却不知怎样转化这种“经”,即不知如何运用“权”。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提出环境的变数与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宜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更好一些。头头是道娓娓而谈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理直气壮是什么意思?   ,现代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执经用权”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传统中的某些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发展与存在的合理空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提倡的管理四步曲。“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修身作为管理实践的开始,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安人。安人就是满足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组织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作为企业经营者则应通过“身教”将企业文化、经营哲学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修身”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儒家提倡的“修身”,就其内容上讲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上来说,与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学倡导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仍为现代管理者所推崇。现代管理学认为领导者的素质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品质、知识素养、良好的作风、健强的体魄还要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可见修身的内容不可谓不博。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因为现代管理活动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动态发展的。“修已安人”其本旨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前提必须是满足员工的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即如何“安人”。事实证明,我国凡是富有活动能力、生命力强的企业都很注重人本管理,如青岛海尔集团的“OEC”管理模式、宝山钢铁公司的“四成教育”和“五种精神”等都是我国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成功范例。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世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做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间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痕迹。

  1、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2、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4、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尤未能尽除。

  5、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6、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礼”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儒学有时也被人们称之为“礼教”。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尤其是毛时代,将儒学当成是封建迷信,将“礼”看成是繁文缛节,甚至是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些倡导诞生于西方的民主法制者,也对儒学不屑一顾,认为儒学阻碍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进步,认为儒礼禁锢了中国人的生机与繁荣。其实,无论毛左还是西右,对儒学的看法都谬以千里。中华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儒学居功甚伟。今天我们重温儒学,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自然功莫大焉!

  儒学甚为浩瀚深奥,百草止水短短的一篇帖子难以涉猎多少。可是,为了激发众人的兴致,特抛砖引玉,借着儒学热和电影《孔子》热播,简单地探求一下“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与美妙。

  “礼”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为人处事的言行规范,它揭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内在规律,是为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社会的正常结构。从社会整体秩序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朋朋友友、邻邻居居等等,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能稳定与和谐。过去我们常常批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秩序,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可是,如果君臣异位,臣凌驾于君之上,天下岂不大乱?如果父子异位,孩子凌驾于父母之上,家庭还能和谐?将君臣关系引申到现在,其实就是上下级关系。如果上下级关系异位,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相应的社会领域就必然混乱不堪。比如庐山会议期间彭大将军上书老毛时说了不少骂娘的话而成为老毛整治他的罪证之一,这其实就是未理顺上下级关系而对上级的无礼表现,老毛借机震怒并发难也就顺其自然。再比如,文革的浩劫就是下级颠覆上级、群众颠覆政府的结果,这种只忠于老毛一个皇帝而彻底颠覆所有上下尊卑关系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全国处于“无礼”的混乱状态。

  从“礼”的实际内涵来看,它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比如在儒礼“君臣父子”关系中,就特别强调了臣子对君父的尊重,否则不仅导致混乱,还有可能出现祸患。别说君臣父子,就是平常人相处,相互不打招呼或不重彼此礼节,不仅容易滋生隔阂,还会因相互猜忌而出现层层矛盾。比如,一个人对你表示礼貌问候,而你无所因应不予还礼,他自然就会认为你不尊重他,轻则生闷气疏远你,重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史上着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就是因为晏子向三位有功武士致敬却得不到回应而怀恨在心,于是说服国王用二桃奖赏三名武士,并引发三名武士因争功不和但又怕伤害彼此的义气而接连自杀谢世。

  儒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视,所以“礼尚往来”才会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至理名言,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谚语又成了“礼尚往来”的最好注解。设若你对他人有礼,或者给他人送礼,而他漠然不应,你还会认为他尊重你吗?当然不会,于是接下来你就很难与之继续往来,如果心气过于不顺甚至还会报复人家。

  人是很容易傲慢、自私或偏见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人是很容易对他人无礼的,而无礼是最容易伤害到他人的自尊心的。所以儒家为避免因为傲慢、自私或偏见等恶习而滋生无礼,就不断地倡导人们进行“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那些不恰当的欲望,包括各种傲慢、自私、偏见、愚痴等等。“复礼”就是学习恰当的待人接物的礼仪,从而严格按照礼学规范要求自己,从而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得罪他人的“非礼”之举。开奖结果查询作为出境旅游市场基础支撑的中产阶层,!如果人人都能“克己复礼”,这个世界还真的就能和谐太平了。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并不总是“克己”,世界也并不总是“复礼”,所以才会灾祸连年动乱不止,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本性。不过由于儒学的存在和发达,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战乱不断混乱不止,但相较其他文明总还是和谐、稳定、祥和的。

  有人说,近二三百年,西方主宰了世界。他们没有儒学,仅靠科技、民主、法制就维系了和平发达的社会数百年,而同期的中国却日趋衰败和混乱不堪。这又作何解?其一,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儒学无关,那个时候恰恰是中国儒学社会分崩离析的时候。而传统儒学社会的分崩离析,恰恰与列强入侵有着直接的关联。自从遭受西洋枪炮的重创,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于是便主动拥抱各种各样的西洋学说,从而招致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和铁板一块的马列主义在神州大地上的捉对厮杀,传统的儒家学说于是更加日趋式微。

  其二,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前者不过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仪道德化,而后者却用法律制度来固定和保护;前者主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让人“克己复礼”,后者却通过制度制衡和法律后盾迫使人们去遵守最起码的人类道德规范。因此,百草止水认为,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缔造一个最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对“礼尚往来”的理解上,民主法制侧重于对权利义务上的对等界定以及对合理合法契约合同的保护。再比如“克己复礼”,现代民主法制不过是用威力强大的法制体系,迫使人们不得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儒礼更倾向于人们思想上的自觉,而民主法制则侧重于行为上的惩戒,前者治“未病”,后者治“有病”。

  然而,尽管儒学更胜一筹,可人类道德水平早就严重滑坡,所以通过“克己”治未病就失去了应有的市场,而民主法制才不得不成为对治时下人类顽疾的唯一有效药方。中国如今出现儒学复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重回过去的时代,思想顽固道德散漫的现代人是不可能“克己复礼”的,所以唯有将儒学合理内核进行民主法制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才会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儒学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一无是处,通过将繁琐的儒礼简化以规范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将是迅速提高中国人素质和减少人与人之间日常冲突的的最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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